启泰网官网

国客信配特稿｜罗志恒：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现状、症结与对策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国客信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强，扩大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但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除了商品消费的共性外，还存在收入弹性更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收入预期不稳、居民闲暇较少、流动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给不足等制约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本文分析了我国服务消费的总体现状和主要特征，梳理当前服务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提振服务消费的基本路径。

服务消费的基本属性及其重要意义

服务消费是指消费者为获取各种非物质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务所产生的支出。服务消费有着区别于商品消费的若干属性：

第一，收入弹性更高，对居民收入变化更为敏感。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收入增长加快时，服务消费增长会更快；但当收入增速放缓或预期不稳时，服务消费放缓速度会大于收入变化。

第二，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闲暇时间。服务消费的供给和消费过程同步进行，更加依赖于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休假制度的完善会直接影响服务消费。

第三，更依赖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家庭化的消费场景。人口越集中，服务消费供给会越充分。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流动人口如果与家庭分离，其服务消费意愿会十分受限。

第四，更难实现标准化复制和远距离传输，对供给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决定了其难以实现完全标准化。这要求各类服务行业有更完善的市场准入和行业规范体系，并对各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下，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发展意义远超消费本身，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其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更弱、消费上限更高。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趋势加强，服务消费的发展对于稳定就业更加重要。在区域发展层面，服务消费本地化特征突出，可以有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商品的生产环节可以集中在特定地区再行销全国，但大部分服务消费支出可以直接转化为本地的收入和就业，形成“消费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直接效应。在社会发展层面，服务消费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提高全民在教育、文体、医疗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水平，契合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社会个体更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在创新发展层面，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能够加速技术扩散。有助于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提升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国服务消费的基本特征事实

第一，服务消费整体稳步增长，但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2013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从0.5万元提升至1.3万元，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上升到46.1%。但在2020年居民消费受到了较大冲击后，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据测算，2020年居民商品消费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到2021年很快就恢复到了趋势水平之上；但服务消费在2020年受到的冲击更为猛烈，到2024年仍较趋势值低2.6个百分点。

第二，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相对于发展阶段略显滞后，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基于OECD数据库中约40个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服务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略滞后于发展阶段。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我国服务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加显著：2023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6%，日本、法国、英国均接近60%，德国为50%，较中国高出5~20个百分点不等。即使是剔除相对“痛感”较强的住房消费，我国住房以外的其他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依然显著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第三，居住是居民的基础性需求，长期以来住房服务都是服务消费中占比最高的单项服务。基于公开数据估算服务消费的结构后，可见2023年住房消费占服务消费比重为34.6%。值得注意的是，居民通过自有房为自身提供的居住服务是住房服务的主体。如果将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核算从成本法全面转向市场法，我国居住消费将会显著提高，住房服务消费占比会更高，住房以外的服务消费占比会更低。

第四，改善性较强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消费占比在2019年后下降，增速降幅最大。据估算，2023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合计占总消费的比重为31.1%，较2019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改善性较强的服务消费增长较为有限。比较各类服务消费的增速变化也可见：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在2019年之后的增速降幅最大。

第五，餐饮服务占比增幅较高，医疗服务占比略有提升，包含旅馆住宿、养老、金融服务在内的“其他服务”占比不足3%，家庭服务占比极低。餐饮服务占服务消费比重在2023年达到15.7%，较2013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医疗服务2023年占比为14.9%，较2019年小幅提升了0.8个百分点。“其他服务”则包括了旅馆住宿、美容美发、社会保护（含养老、慈善救助等）和金融服务，涵盖范围很广但占比却只有2.9%。家庭服务占比极低，2023年只有0.7%。

当前制约我国服务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是服务消费收入弹性更高，居民收入形势转变对其影响更大。基于2020年之前的居民收支数据计算可见：服务性质较强的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娱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大于1，而食品烟酒、衣着等商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小于1。2020年至今，受多重冲击影响，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减弱，服务消费因更高的收入弹性受到更深拖累。这解释了为什么服务消费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

二是社保体系对服务消费的支持有待加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收入预期、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截至2023年，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8亿、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7亿。两种社保间的保障程度差异巨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月均待遇约3700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均待遇仅222元。这种差距不仅来自缴费水平的不同，也源于财政补贴力度的差异：2023年，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中的财政补贴达到806元，而城乡居民只有183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需要为未来支出进行更多储蓄，首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服务消费。

三是工作时间过长制约消费时间释放。我国2023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48.6小时，折算年度工作时间约2500小时，大幅高于OECD国家均值（1717小时），也高于人均GDP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的墨西哥（2323小时）。居民闲暇时间相对不足，直接制约了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

三是流动人口城市化仍有较大空间，流动人口服务消费受到制约。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加快改革，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已经取消，但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城市化仍存在难点。因城市的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常与户籍挂钩，流动人口的子女和家庭不随迁。由于家庭成员不在身边，流动人口对本地教育服务的需求较低；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需求也相对有限。

四是部分服务领域存在供给短板，未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在养老服务方面，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的养老床位数为24张，仍低于美国（29张）、日本（28张）。同时，养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反映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可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文体设施方面，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仅2.6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同质化竞争激烈、高品质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提振服务消费的政策建议

提振服务消费需要从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给端的质量提升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推动服务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需求端刺激消费的政策转向服务消费，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从商品补贴逐步转向服务消费补贴。考虑到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能已透支部分未来需求，下一步应将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手段向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倾斜，以获取更大政策效果。

第二，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如果将城乡居民养老金中的月均财政补贴（约180元），提高到城镇职工所享受补贴的70%水平（约560元），则需要的资金规模约8000亿元。

第三，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适当增加下半年的公共假期，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一方面，应进一步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促进现有周末和法定假期“应休尽休”，完善落实现有加班调休和带薪年假制度。另一方面，可考虑优化法定假期安排，适度增加法定假期。这不仅可以直接提振服务消费，还可以有效平滑服务消费波动，缓解资源调度压力，提升行业整体效率。

第四，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量远超单个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以构成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能为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应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第五，注重发挥公共投资的力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应顺应人口形势变化，增加优质养老床位供给，重点发展护理型床位，并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同时，应大幅增加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完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均等化；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这些服务领域供给存在公共性，社会力量难以独立承担供给任务，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配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

第六，优化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放开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并强化监管，促进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